1980年12月，我第一次到英国去。

　　天空原本就不是很开朗的伦敦，到了酷寒的冬天，更是阴霾，那个灰灰黑黑的天幕，仿佛就沉甸甸地压在人的头顶上。

　　然而，比天空更阴沉的，是我的心情；比天幕更阴森的，是我的脸色。

　　那一年，在仓促间决定飞往英国，为的竟然不是旅游。

　　还记得，距离圣诞节只有寥寥的几天，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日胜遥遥地拨来了电话，声音疲惫得像跋涉了千里路的骆驼：“小白屋着火，一切化为灰烬……”我即刻向当时任职的报馆请了一周假期，买备他所需要的衣物和一切日常用品，风尘仆仆地飞到伦敦去与他晤面。

　　那晚，是圣诞前夕，冬日的夜空好像仇人的眼珠，冰寒、阴森、毒。我们就坐在杜拉法加(Trafalgar Square)广场上，报佳音的人走马灯似地来了一批又一批，金色的烛光闪闪烁烁的这里那里处处晃动。我们的心，是一桶水，佳节的欢乐，就像是浮在水上面一层无关紧要的油。那所小白屋，我住了一年多，后来，小泥泥水土不服，携他回国，剩下日胜在苍苍大漠孤军作战。如今，小白屋焚毁了，盛载着无数笑声泪影的记忆之库也灰飞烟灭，我们的心情，都有难言的沉重；还有，还有，人生道路未能预测的种种凶险、一家三口分居两地的种种惆怅，都是浮在心上的朵朵乌云。

　　几天过后，匆匆回国，在伦敦究竟看了些什么，竟不复记忆。当心弦奏不出欢乐的音符时，异国风光，是过眼不留的云烟。

　　再到伦敦，是1995年。

　　带了三个孩子，租了车子，畅游英国竟月。天伦之乐加上旅游之乐，天衣无缝地结合成一种圆融的大幸福。泰晤士河、白金汉宫、海德公园、西敏寺、美术馆、博物院、蜡像馆，处处处处，撒满了我们一家子的欢声笑语。也许，伦敦爱好民主和崇尚自由的民族习性给当时早熟的女儿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使她日后作出了一个影响她人生道路的重大决定。

　　高中毕业后，她申请到伦敦大学去，攻读法律。

　　十八岁，拎着一口大皮箱，独个儿飞渡重洋。我看她纤瘦的身影在闸门化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后，才敢让一直死死地忍着的眼泪滂沱而下，她一直是我捧在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啊！可她却比我坚强，进了闸门，脸上都还是笑着的。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却在电邮里如此写道：“妈妈，我怕您伤心，忍着不哭，一上飞机，却再也忍不了，一直哭一直哭，哭到伦敦，下飞机时，眼睛都睁不开了！”

　　为了训练女儿的独立性，在她负笈英伦的几年里，我们硬着心肠，既不去探望她，也不让她在暑假时回家来。于是，她拿起背包，自助旅行；敞开心扉，充当义工，为留学生涯平添无限瑰丽的色彩。

　　这个当年去伦敦时在飞机上“一直一直哭”的女孩儿，如今已戴上了方帽子，被英国一家法律公司录取了。最为凑巧的是，次子目前也工作于英国一所跨国银行，原本隔着千山万水的兄妹俩，就在伦敦这个大都会里一起开拓美好的未来了。他们住在相隔不远的公寓里，常来常往，彼此照料。

　　今年六月，我与日胜趁到法国旅行之便，飞赴英伦探望他们。

　　当年，牵着孩子们的小手漫步于泰晤士河畔；今日，被他们揽着肩膀，旧地重游。夕阳为粼粼的波光镀上了一层金黄的色泽，那灿烂的金光，一直、一直曼延到内心深处去……(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文/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