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晚点”12个小时，担心接机的女儿着急，便拿出英文“路条”，翻到“我遇到了我不能解释的麻烦事，请与我女儿电话联系”这一条给美国旧金山机场的黑人小姐看。她笑着点点头，马上拨通了我女儿的电话。

　　黑人小姐左手持话筒和我女儿通话，右手敲键盘，三下两下给我打印出一张机票，在“登机口”和“登机时间”处用粗笔画了两个圈，连同一张可通话半小时的电话卡和一张价值10美元的餐券一起递给我。至此，黑人小姐已为我服务了50分钟。

　　那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在上海机场的经历可谓“惨不忍睹”。手拿机票的我不识英文，不认识“GATE”(登机口)这个词，所以它后面的数字对我来说就失去了意义。眼看飞机马上就要起飞，我却找不到登机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要见到穿制服的先生、小姐，就拿着票问他们。他们彬彬有礼地回答：不知道；你去问他们；恐怕就在那边……直到看见了刚才一起出关的几张熟面孔，我才定下心来排队登机。

　　12个小时后，我一觉醒来。到达旧金山时，由于到港的飞机很多，我乘坐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20多分钟后，于14时20分降落。几架飞机的乘客一起入关，光排队就排了两个多小时。我要转乘的飞机是15时30分起飞，经哈佛到堪萨斯。等我办完入关手续，要转乘的飞机早已飞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好用“既来之，则安之”来安慰自己。在国内，改签机票是件非常麻烦的事，何况是在异国他乡，我语言不通，遇到麻烦也不能“费尽口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根据机票上航空公司的图标“按图索骥”，我总算找到了这家公司的服务台。出国前，我死记硬背地学了一句“I　Don’t　Know　English”。此时此刻，这句救命的英语在大脑里飞速闪过千遍，我张着嘴就是说不出来。我拿着机票正在想“怎么开口”时，工作人员已接过我的机票，“叽里咕噜”地开了腔。看我一脸茫然，那位小姐一边微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敲打键盘，两分钟就给我换了一张17时起飞的机票，还用彩笔在“登机口”和“起飞时间”处画了两个圈，然后玉手一挥，给我指了条通往登机口的去路。我点头微笑，然后顺着“神仙指路”的方向，拉着行李狂奔。

　　尽管出国前女儿就用“十几个足球场”的比喻，告诉过我旧金山机场很大，此刻，我依然掉进了“登机口的汪洋大海”中。我在“迷宫”里上下求索，见着亚洲人就用中文问，慌不择路。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几个中国人，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在飞机起飞前10分钟赶到登机口。我拿出机票，小姐一耸肩，虽然我没听懂她说什么，但我知道，自己又“搁浅”了——已停止登机。

　　这时，一位穿着制服的先生走过来，示意我跟他走。见我拎着包走不快，他立即帮我拿行李。

　　5分钟后，我们来到一处总服务台。台内站着3个女士，分别在为3个乘客服务。还有三四个乘客在距离柜台两米远的地方排队等候。为我提包的先生把我带到队尾，示意我等待，然后就离开了。

　　接待我的是一个黑人女士，一串英语从她嘴里喷涌而出。晕！我茫然不知所云，赶快拿出英文“路条”，翻到“我只会说中文”这一条递给她。她一看就笑了，夹着圆珠笔的右手在胸前挥了两下，然后拿起电话“叽里咕噜”起来。须臾，她把话筒递给我，脸上泛起顽皮的笑容。

　　我迟疑地接过话筒，凑在耳边一听。天哪！居然是中国话！我热泪盈眶！“他乡遇故知”和“柳暗花明又一村”，都不足以形容我此刻的狂喜。我立即把这一路的艰难历程向电话那头的中国人倾诉，并告诉他我现在的处境。对方很职业地安慰我：“你已经进入美国了。不要着急，在我们的帮助下，一切都会妥善解决。”

　　此后，话筒在我和黑人小姐之间不停地传递，我与黑人小姐的“对话”也越来越清晰。我得知，我将乘坐晚上23时50分的飞机，经由芝加哥飞往堪萨斯。

　　我将“晚点”12个小时，担心接机的女儿着急，便拿出“路条”，翻到“我遇到了我不能解释的麻烦事，请与我女儿电话联系”这一条给黑人小姐看。她又笑了，点点头，马上拨通了我女儿的电话。

　　听到女儿的声音在话筒中响起，我大有“我是老娘我怕谁”之感，心中的巨石一下子落了地。只见黑人小姐左手持话筒和我女儿通话，右手敲键盘，三下两下给我打印出一张机票，在“登机口”和“登机时间”处用粗笔画了两个圈，连同一张可通话半小时的电话卡和一张价值10美元的餐券一起递给我。

　　我长出了一口气，抬腕看表，黑人小姐已为我服务了50分钟。我身后还有三五个排队等候服务的人，秩序井然，没有人抱怨。(黄德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