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们的痛苦和绝望雪上加霜的是，傲慢的贵族前往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老的专制国家——寻找廉价奴工。他们搜遍亚洲的贫民窟，获得世界上最卑鄙的奴隶——中国苦力——并将其带回自由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这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进一步损害了白人劳工。”

　　如果把上面这段话稍加修饰，弱化“贫民窟”、“苦力”，以及种族等目前“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词，再把“贵族”换成意思更明确的“产业巨头”，我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今天美国某家媒体在渲染中国威胁，说中国人如何抢走美国人的工作。其实这话出自整整130年前，加利福尼亚一位工人领袖丹尼斯·吉尔尼之口。

　　19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全面衰退，新兴的自由劳工阶层面临极大的失业风险。在加州，白人劳工将问题归咎于亚裔、特别是中国劳工，认为他们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卖劳动，抢夺了自由劳工的工作。出身爱尔兰移民的工人领袖吉尔尼成立了“加州工人党”，口号是“华人必须滚蛋”。在他和其他政客不断鼓动下，1882年，即上述讲话发表4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美国法典中第一部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性法案。

　　历史和现实往往出奇地相似。丹尼斯这段话里暴露的逻辑，和今天美国某些人塑造“中国恐慌”的手法，几乎完全一致。前提一：中国人的廉价来自于他们“不自由”的奴隶状态；前提二：他们“不自由”是因为中国有专制传统；所以结论：中国劳力和美国劳力的竞争不是自由竞争，美国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种族歧视和对平等自由的崇尚，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但奇妙的是，这两件事在美国历史上有着完美的结合。考察19世纪中期美国的排华运动，了解为什么华工成为替罪羊，需要引入更宽泛的背景。

　　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资产阶级以及劳工团体从此全面登场。内战的起源多是南北双方在废奴问题上的分歧。而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的兴起，又与清教团体，尤其是贵格会的成员在经济、政治上的诉求紧密相关。由英至美的废奴运动，不是简单的道德觉醒运动，而是欧美新兴自由资本家集团反对贵族垄断、主张建立自由劳力市场的具体手段。废奴是一个价值重塑过程，个人自由、社会流动和劳动力的自主，成为新价值观的核心。

　　但是，推广这些自由主义价值的前提，是白人小资产者和劳工阶级的利益不受侵害。因此，憎恶奴隶制度并不必然意味着愿将自由扩展至黑奴或其他族裔苦力中。如果自由劳力人数增加过快，威胁了现有小资产者、白人劳工的地位，后者往往通过区域性歧视条款，用剥夺他人自由的方式，保护自身。

　　华人劳工(苦力)随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潮涌入美国，又在60年代的西部铁路建设中成为主力。对“苦力”的社会定义(他们算奴隶还是自由人)一开始就有争论，到了70年代经济衰退期更是达到高潮。在白人劳工阶层眼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等大量雇佣华工的大企业是“奴隶主”开设的血汗工厂，而华工廉价，是因为华人无法自我选择。

　　可是怎么证明华人不自由呢？最容易的方法是诉诸偏见，把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华人吃苦耐劳描绘成“肮脏与卑鄙”。比如：中国民族从来专制；华人家庭里妻子孩子都是奴隶；华人只吃米不吃肉；唐人街是非人的地狱；华妇都是妓女等等。这些偏见虽然是种族性的，并且排华的手段往往伴随暴力侵犯，但内在的逻辑却深深烙上自由主义逻辑：华人和“我们”不一样，不是能够在市场上自我支配的自由人。而且华人竟然能够忍受白人不能忍受的生活，独立于美国生活方式之外，他们甚至连正常的人都不是。

　　当年美国的主流社会，也不乏反对排华的力量。反对者大多是大企业主，或做对华贸易的商人。不过他们的逻辑与排华逻辑本质一致：要么强调华工与白人劳工一样“自由”，排华有悖公平竞争精神；要么担心美国在华商业利益被其他国家取代。其背后更多是利益而非道德考量。拿今天的情况来比较，我们也能看到历史和现实的类似之处。

　　经济不景气的时代，美国社会思潮更容易被自由派主导。借公平贸易的旗号散布“中国威胁”，暴露的是自由面具掩盖之下，深层的国家、种族与意识形态偏见。今天的美国已经不会再出现《排华法案》，但对中国劳力、公司和产品的无端恐慌，对中国种种政策的层层指责，却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宋念申 美国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