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正规意义上的留学教育仅有一个半世纪多一点儿的历史，却涌现了三次颇有影响的留学大潮。

　　第一次留学潮出现于20世纪初年，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直接为辛亥革命做了人才和思想舆论的保证，随之而来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旗帜首次在中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第二次留学潮涌现在五四运动之后，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民族觉醒推动的结果，客观上促进了共产党的创立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接踵而来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第三次留学潮则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出现，是改革开放即中华民族第三次民族觉醒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的硕果，为中国人真正走向世界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和思想的保证，邓小平确立的改革开放战略之所以大踏步迈进，留学生是重要支柱之一。三次留学潮伴随着三次民族觉醒和三次大的社会变革，也涌现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历史伟人。其中孙中山、邓小平本身就是留学生，毛泽东虽然阴错阳差没有到国外留学，但他是五四时期留法勤工俭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一向对留学生抱以厚望和特殊的尊重。三次留学潮几乎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相始终，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如果将三次留学潮加以比较，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第三次留学潮规模空前，影响巨大，史无前例，非前两次留学潮所能比，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

　　众所周知，开创中国留学教育先河的是容闳博士。1847年，19岁的容闳经过98天的海上颠簸来到了纽约，后往耶鲁大学留学。1854年毕业后，为了说服清政府向美国派留学生，他放弃在美国可以从事优越工作的机会，返回中国。经过18年的辛苦奔波，才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帮助下，于1872年到1875年率领120名10岁到15岁的幼童到美国留学。按照容闳的设想，中国如果每年都向国外派遣数量可观的留学生，坚持100年，则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就可以解决，古老的旧中国就可以慢慢变为美国那样强盛的新中国。容闳的设想无疑是远大而有道理的，它触及到了中国社会变迁中带有核心意义的高级人才的培养问题。但是，坚持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对待人才的惟一标准是是否有利其统治。当留美幼童开始出现“西化”倾向的时候，就不计成本毫不犹豫地于1881年将幼童中途撤回，不但容闳百年派遣留学生的远大理想化作泡影，连最初确定的幼童留美15年的计划也未能实现。这些幼童归国后几乎被看作“政治犯”，不予重用。詹天佑等留美幼童后来的辉煌成果完全是他们自我奋斗的结果。可见，洋务运动时期虽然打开了出国留学的大门，清政府在派留美幼童的同时，还往欧洲派遣了80多名留学生，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是相当落后的，即使在广大民众乃至知识界，留学生也不被看重。留美幼童在招生时就曾遇到极大的困难，人们宁愿让孩子读八股、考科举，也拒绝送子女到美国读书。严复从英国留学回来，已经做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但仍被社会尤其是官僚文人所轻视，不得已四次去考科举，但皆名落孙山，直到1910年，严复已经56岁了，清政府才大发慈悲，“奖励”了他一个“进士出身”，让人啼笑皆非。这种社会氛围使19世纪70年代开启的派遣留学生的大门一度关闭了近20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战败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一向被中国人看不起的日本居然割去了中国的宝岛台湾，还得到2亿两白银的赔款。真可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诚如梁启超所形象指出的那样：沉睡了上千年的中国这头睡狮终于在甲午战争之后猛醒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渴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热情空前高涨。于是出现了争先恐后往日本留学，借以寻求救国救民良方的热烈场面。甚至有父子、母女、爷孙乃至全家留学日本的感人情景。日本友人为了给中国留学生补习日语和其他基础知识，开办了20多所新学校。1905年留日学生猛增到8000多人，1906年又上升到1万多人。整个20世纪初年，留日学生有2万多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在“留日热”的推进下，也有少量的留美生、留欧生出国。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中国人认可的一条获取知识、成就事业的重要通道。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无疑改变着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和中国文化的内涵以及与世界的联系。而“留日热”最显著的政治功效就是为孙中山创立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伟大业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共和国的旗帜上抹上了亮丽的一笔。

　　当然，这股“留日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诸如：1、政府主导地位缺失，具有一定的自发性；2、出国没有严格的考试，无法保证留学的质量；3、学习科目过于宽泛，造成不必要的浪费；4、留学管理无力，问题时常发生；5、数量可观，成才较少。总之，带有起步阶段的许多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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