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学森是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他1935年赴美国留学，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他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位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主持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钱学森历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七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钱老曾说：“我本人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钱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谦逊品格于此可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钱学森心潮澎湃，决意回到祖国。

　　当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作为歌唱家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优越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加拿大班机离开美国，但是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钱学森失去了自由。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1955年5月，钱学森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在日内瓦正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

　　钱学森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

　　在回国途经马尼拉轮船码头时，钱学森遇到一位华侨。“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华侨问。“我想为仍然贫穷困苦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钱学森回答。“您离开美国困难吗？”“是的，美国政府设置了太多的条件，他们不允许我带走我的书和笔记，但是，我将尽最大努力恢复它们。”“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钱学森反问。“我姐姐是初中老师，我是高中老师。”华侨答。“非常好，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但是，我只能教低层次的东西，不像您，是杰出伟大的科学家，能够创造的事业。”“不，我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蛋糕要想味道好，里面的用料必须好。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钱学森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看待别人。

　　钱学森从不沽名钓誉，他拒绝上任何名人录。“不上任何名人录”是钱老自订的“七不准则”中的一条，这一条连同“不题词、不写序，不兼荣誉性职务”等自律条款，让我们读懂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人生的诠释。

　　谈到钱老的治学态度，2005年他的秘书涂元季提起一件往事。有位青年曾经写信指出钱老论文中的一处错误，钱老亲笔回信肯定了这种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精神，并请这位青年就此写成论文，由他推荐发表，目的是让学界同仁都认识到这一错误，以免被错误引用。涂元季说：“这种风范与胸襟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当年曾与钱老一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任教的郑哲敏院士说：“技术科学就是在基础研究与工程实践中架起一座桥梁，技术科学要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要致力于创造性地带动工程技术的发展，同时推动科学的发展。这是钱老一贯强调的。倡导技术科学，也就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结合，对那些无实质内容，做‘数字游戏’的工作，钱老总要提出批评。”

　　钱老大半生获得无数荣誉，但他最看重的是他能成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他说，“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钱老曾回忆说：“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2004年6月新浪文化与南方都市报等15家报刊联合推出大型公共调查：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钱学森被评选为十大文化偶像的第七位，是唯一的一位科技界人物。

二

　　上世纪80年代在我与钱学森先生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到作为一位科学家，他却有着浓厚的文学艺术情结，对民族文化的关心令人钦敬。

　　有人说他的这种浓厚的文学艺术情结，是受到他的夫人蒋英的影响，但这并不准确。蒋英是著名的声乐教育家和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桃李满天下。蒋英是我国现代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的女儿。应该说钱学森和蒋英是互为影响的，因为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之前就热爱绘画、音乐和摄影。钱学森与蒋英的艺术心灵彼此是相通的，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走到一起，只不过蒋英以艺术为职业，而钱学森以科学为职业。

　　钱学森回忆说：“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质，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后来他还成为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非常高兴，说我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我比他强。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上音乐、绘画等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感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我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其中包括如何使我们一些一般性的大学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达到科学和艺术的结合的标准。”

　　令人惊异的是钱老还撰写了有关美学、文化学、文艺学方面的精深论文。他曾发表过《我看文艺学》(载1982年第5期《艺术世界》)、《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载1982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等专业论文。

　　在他发表了上述论文之后，他还饶有兴致地接受《文艺研究》杂志社的邀请，在《文艺研究》杂志社作了两次报告，这两次笔者都忝列末座，一睹钱老的演说风采。他思维敏捷，头脑清晰，口齿清楚，热情澎湃，极富感染力，一展大家风范。

　　第一次报告在1986年4月18日，他在这个讲座中还提到不久前发表在《文艺研究》上的拙文《朱光潜晚近美学思想评述》，使我很受鼓舞。

　　在讲座中，他认为文艺学从横向来看，可分十大门类：1.小说、杂文；2.诗词、歌赋；3.建筑；4.园林；5、美术；6.音乐；7.技术美术(这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即工业设计与艺术相结合)；8.综合艺术，包括戏剧、歌剧、电影、电视剧等；9.烹饪；10.服饰。他说：“可见，分类也是不断发展的，将来还要列出更多的门类。”谈到园林时，他说：“过去把园林放在了建筑里面，使得这门中国独特的传统艺术得不到发展。园林还可分为盆景、窗景、庭院、小园林、风景区、国家公园等。”在谈“什么叫美”时，他说“人民的各部分对文化、文艺的兴趣、爱好是不同的。这就和美学的基本问题挂起钩来了。因为一些重要的问题，要追溯到美的理论。我不是美学家。也不是哲学家。但对美学有浓厚的兴趣。最近看了今年第三期《文艺研究》发表的三篇文章：士方、王德胜的《朱光潜晚近美学思想评述》、涂涂的《蔡仪美学思想的新发展——读〈新美学〉改写本》和梅宝树的《再谈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这些美学家对美、美学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应该允许百家争鸣。若是要问我什么叫美？我以为，美是主观实践与客观实际交互作用后的主客观的统一。这就要联系到人、人的意识或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搞准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这就不会错。”

　　那次讲座，著名美学家、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李泽厚先生出席。他对笔者拍的照片很感兴趣，一再嘱我寄他一套。

　　第二次报告在1986年10月28日上午，钱老报告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文艺工作》。

　　科技人才一定要有文化艺术修养，这是钱老多年来一贯倡导和坚持的观点。1991年中央为他举行授勋仪式，他回顾自己几十年的经历，动情地说：“我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能够有一点成就，应当归功于夫人蒋英。蒋英是位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奥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歌唱家。她和我的专业相差甚远。但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避免死心眼和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2005年7月29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冒着酷暑前往医院看望钱老，同他进行了亲切而内容广泛的交谈。谈论的重点，涉及当今如何培养杰出的创新人才。钱老又一次谈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语重心长地强调：“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范敬宜先生认为：“作为一位大科学家，为什么钱老这样强调艺术的功能？恐怕绝不仅仅是为了教人都去弹琴学画、修身养性，而是为了教人更好地认识复杂而多彩的世界，学会用辩证的思维、灵活的方法去处理和解决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一首乐曲、一幅绘画，把许多复杂和相互对立的音符、把许多复杂和相互对立的色彩，经过艺术家之手，变成和谐、协调、浑然一体可供人们赏心悦目的作品，其中值得我们去领悟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古人云：‘物艺相通’，其实说的就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互、相济、相融的道理。”

　　97岁高龄的钱学森依然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他对解放军总医院的医护工作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寓意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这就是钱学森，一位人民科学家的远见卓识，这就是钱学森，一位人民科学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忠诚。